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经过多年努力，农业农村投入持续增长机制逐步建立，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日趋完善，涉农金融服务创新和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取得阶段性成效，农民就业创业开创新局面，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我国初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农业政策体系。这些政策和举措的贯彻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促使我国三农事业更上一层楼。

　　当前，农业农村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有些政策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并不完全适应：一是有些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品种特性，政策时效性不足，缺乏灵活性，政策落地不畅。二是部门分割、职责交叉、机制不衔接、业务不配套，涉农项目资金使用过于分散、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三是部分农业产业政策边界不清晰，支持方式有偏差，挤出效应明显。四是一些农业补贴政策精准性有待提高。五是政策顶层设计联动性有待加强，需更充分考虑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套问题。

　　重构大国农业政策体系，促使农业尽快从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以提升质量和效率为中心的集约高效型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农业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要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导向，以农业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基本支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完善政策制定机制，全面提升农业政策灵活性、协同性、时效性和精准性。

　　一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确保操作性、实践性和精准性。扎实开展调研工作，广泛听取政策各利益相关主体意见，调动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握农业生产关系变革规律，充分考虑区域、行业、品种差异，把政策落地权下放地方，避免政策操作性不强、不接地气。逐步完善农业基础数据系统，探索建立稳定地租的长效机制，建立政策动态反馈调整机制。

　　二是加强协调沟通，做好论证工作，确保协同性、灵活性和时效性。把握政策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处理好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层次间的关系，处理好单个政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充分估计政策体系整体效应。坚持协调原则，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眼前与长远、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开展政策实施过程逻辑推演，邀请各方专家、利益相关方，联合开展政策论证，从运行逻辑上检验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是否一致，从利益关系上检查政策执行主体职能与其行为是否匹配。反复核查、不断检验，尽可能占有大量准确全面的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坚持稳定的原则，不能朝令夕改，保持政策预期与弹性，根据农业发展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完善。

　　三是加大整合力度，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规范有关部门涉农职能，整合涉农财政资金。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创新农业政策绩效考核办法，以农业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公共政策目标实现程度为考核目标，以公共服务开展、公共政策落实确定考核周期，选择考核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构建政策考核体系。

　　四是兼顾公平和效率，优化和完善农业公共政策机制。按照公共利益导向，确定农业政策目标。改革已有撒胡椒面式农业补贴方式，同时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部分区域、少数主体获益，应对符合标准的目标群体实行普遍惠及。强化政策参与过程，优化政策制定程序，根据政策目标自下而上广泛征求基层各方意见、建议，充分甄别政策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对政策的影响，在坚持政策目标的前提下，按照因地制宜原则，设计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实施方案。

　　五是注重国内生产与贸易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套。探索建立差价补贴制度，构建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综合补贴与专项补贴、生产性补贴与收入型补贴有机结合、功能互补、衔接配套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着力优化投入结构，创新使用方式，提升支农效能。做好顶层设计，要围绕国内保什么、保多少、怎么保，国际进什么、进多少、怎么进等问题，提高农业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做到谋定而后动。在加强对进口有效调控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切实提高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合理把握国营贸易配额发放的数量、节奏和时机，确保国内调控和对外工作特定需要。同时可辅之以同贸易伙伴国签订中长期贸易协定的方式，释放稳定的进口需求信号。在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思路下，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加快研究配额向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适当倾斜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