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改革则可能为农民工带来一定程度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成为推动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潜在突破口。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大障碍在于成本无法负担，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大差距并非流量的工资性收入，而是财产差距，财产差距难以破除的关键原因并非农民没有财产，而是财产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变现。
　　目前来看，农民的财产为3类即耕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这3类财产若能市场化变现，人均资产性收入将会明显增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覆盖转移成本。此外，若能按照三中全会所指引的方向，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环节，适度提高耕地占用、宅基地流转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那么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成本压力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耕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下一阶段，中国大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将成为新的亮点。
　　目前流转水平*高的地方集中在沿海发达省市，2011年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的流转面积占比分别已达58、46、41、40.从目前趋势看，下一阶段，大陆中西部粮食大省推进耕地流转的速度较快、潜力更大。2011年甘肃、河南、山西、河北的流转面积增速分别高达88、51、50、46.
　　不过，耕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农药化肥使用密度的增加，也不是单产的提高，而是农业劳动生率的扩张、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农作物质量的提升。
　　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大陆的农作物单产仅仅低于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英国和日本，远远高于印度和巴西，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倍，规模种植本身不仅难以增加，甚至有可能减小单产。而且大陆的化肥使用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规模经营并不会带来农资使用总量的增加，但是会带来使用结构的变化，如生物农药和有机肥料的需求量会结构性增加。
　　因此，规模经营的关键是通过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机械化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目前中国大陆的农业劳动生率是日本的1、美国的20、世界平均水平的50，提升空间较大，尤其是收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