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粮食高产的追求从未止步。历史上要多打粮，无外乎开荒拓地、丰富作物和精耕细作。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讲到，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这种开荒种粮的基因。
　　作物种植制度是农民与土地紧张、气候多变相抗争的武器库。北方旱地作物的南下，美洲花生、马铃薯、玉米的引进都是为了在田闲时节或者天气不利时能够弥补粮食产量。
　　但是，对一个国家及每一位农民而言，追求高产*主要的方式还是提高单产。传统农耕文明里，精耕细作程度往往代表着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技术的渗透需要漫长的时间，通常，官府会印发一些介绍耕作方法的小册子，加快这一过程。
　　粮食的战略地位，从古至今未曾改变。新形势下，追求高产的脚步更不能停止。在耕地面积有限、作物种植制度相对固定的前提下，粮食增产的出路在科技。高产创建，就是通过示范带动、技术辐射、整建制推进等，依靠科技支撑，全面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2008年，农业部启动高产创建项目。至今，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已经覆盖全国2000多个农业县，形成了一个示范带动区；先进科技扩大到生态条件相同的区域，形成了一个技术辐射区；整建制推进，从几十亩到十几万亩，小面积试验变为大面积示范，12000多个万亩示范片面积总计超过1亿亩。一批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涌现出来，粮食高产从未如现在一般拥有如此多的支持力量。